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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任剑涛:明确中国的问题 - 中山大学新闻网
    信息来源:未知  ‖  发稿作者:admin   ‖  发布时间:2018-12-31 17:10  ‖  查看次  ‖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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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任剑涛:明确中国的问题 - 中山大学新闻网任剑涛:明确中国的问题 稿件来源:南方人物周刊

       作者:宣传部

       编辑:

       发布日期:2007-06-03

       阅读次数: 42岁那年,任剑涛当上了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院长,从此他开始把一些西方的大学理念用于具体的办学之中。 他开始要求学院的老师们安排一个Office Hour(办公时间),以便学生前来讨论交流,而不管多忙,他自己都会固定在一周中的某一天待在办公室里; 他开始用一种全球性眼光办学,他的学院在美国、在欧洲、在日本引进博士生。亚洲金融风暴后,香港的大学开始裁员,一部分优秀学者无法获得财政支持,他趁机到香港挖人,“一些优秀的人才就此加入学院教师队伍”; 学院与西方名校合作,每年送一些选派的学员到牛津这样的名校去学习;…… 当然,这样一套西化的大学思想,是很难完整移植到中国本土的。本土能吸收的,只是很表面的那部分细节。 因为,“谁也无法逃脱扩招指挥棒的宏观调控,谁也无法阻挡越滚越大的雪球”,所以,尽管他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,在各家媒体写文章,批评当前的大学教育,但他所“主政”的学院,也不得不卷入大学大跃进的洪流之中。 明确中国的问题 他是公认的善于演讲的老师,因此有人说他是天生的政治家,但他说自己没有做政治家的野心。 1962年任剑涛出生在四川一个小县城。小学和中学期间,正赶上“高歌猛进,战歌嘹亮”的“文革”。到四川南充 师范学院读大学期间,“如饥似渴”,却“对知识的脉络毫无了解”,以至于“往往为表面现象或者道德热情遮蔽了理性的眼睛”,这些经历使得他今天成为了单纯道德热情的坚定批判者。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,他与很多研究者一样,开始研究“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成为这样,中国的国民性是怎么样的”,1992年他出第一本书,就是谈论中国国民性问题,结论是惟有改造国民性,中国才能走上现代化之路。 在今天的任剑涛看来,这些结论非常幼稚可笑,“有勇气而没有理性”,“看见针眼大的天,就认为那是中国文化”。 1994年到1996年读博士,做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研究,“关心中国的伦理政治为什么建构在那么精巧的理论上,而实际上却不能发挥政治效用”,“讨论在什么条件下伦理政治可能代替法理政治”。 1998年,杜维明先生到中山大学考察。任剑涛跟他说,新儒学研究已经走到了头,个体心性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的关键问题,现在要解决的是社会政治问题。这样的表述切中杜老先生的思虑,他决定资助任剑涛到哈佛去做访问学者。这趟访问,对任剑涛的研究和价值立场产生了根本影响,他开始“由原来国民性的反思到传统文化的理性分析,转到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上来”。 在哈佛,任剑涛对保守主义、自由主义、激进主义,乃至整个现代政治的设计,都有了一个通盘的考察,并开始用现代性的立场反思中国传统政治问题,觉得“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落实在社会政治生活上,一个国家的有序、发展以及成功的转轨,都要落实到政治平衡上”。此后,他出版的所有书籍、发表的所有文章,始终都在讨论政治制度怎么安顿,政治与经济怎样和谐,如何解决中国现代性和传统性接轨的问题。“没有这些,一切免谈”。 课堂上,任剑涛是一名认真的老师,“没有任何一节课、任何一次讲座偷过懒”,与此同时,他又以极大的热情介入社会,他是广东省政府、广州市政府的智囊团成员,不停地给政府提供决策咨询。他批判社会,也“注意释放善意”;他是一个学院的管理者,甚至是扩招的获益者,却公然向大学扩招发起攻击。在那场著名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之中,他扮演了重要角色——自由主义的坚定鼓吹者。 大学生失业,是国家的悲剧 人物周刊:前段时间您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,《大学扩招:大跃进必然大欠债》,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? 任剑涛:高校7年扩招,造成2000亿的债务,这确实是一个由金融问题显示出来的社会问题、教育问题和政治问题。中国社会需要大学扩招来缓解社会矛盾,但现在大学负担了超过自身承载力的期盼和使命。一直以来我们都追求“多快好省”,但制度现代化确实需要“比慢”,慢工出细活。 人物周刊:大学过度扩张和适中扩张的边界如何界定? 任剑涛:边际平衡问题本来是公共政治一个最重要的指引,就是要找到一个边际的契合点,或者叫最满意点。大学问题上,我们要考虑几个边际问题:经济发展的边际——我们能为大学提供什么样的经济配置;政治发展的边际——我们能否让大学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学;社会政策的边际,比如大学生就业问题,就业的社会政策有没有解决等等。 从大学的内部边际关系来看,大学里头的三权,学术权、行政权和管理权,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匹配。现在的大学管理权是最弱的,大学行政权基本上吞噬了这个管理权,而教授治校的提法又掩盖了教授治学的重要性。 在这些边际问题考虑不足的情况下,中国大学的急剧发展,实际上是以降低大学的学术文化和教育含量、牺牲大学的尊严为代价,来满足社会的大跃进需求的。 人物周刊:现在大学生就业相当困难,有人说“知识不再改变命运”,您怎么看这个现实? 任剑涛:如果“知识不能改变命运”真的成为中国一个社会现实的话,这是一个悲剧。现在有人说我们的大学生就业可以到西部去,可以做屠宰工,可以去扫厕所,可以做家庭保姆——确实,对一个成熟的多元社会来讲,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吃惊。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,相对于总的人口比例,大学生的数量还非常少,相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对于技术动力和精神动力的需求还不足,在这种情况下发出大学生应该调整自己心态、接受一般工作这样一种不正常的高调,肯定是国家的悲剧。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,你进入什么学校,之后有什么样的收益,大家都非常清楚,因为学校跟社会、市场的分流已经稳定了。 在就业的比例安排里头,能不能有一个比例,专门给予贫困学生或者贷款学生,这个要看国家政策的技巧水平。我们现在的政策是粗放型的,没有一个就业比例的配置问题,更没有性别比例、地缘比例、社会阶层比例等等。而美国的政策安排就有这样的一个比例,比如对黑人就有一个制度安排。 新左思潮回流并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,反而给国家带来新的负担 人物周刊: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,您一直身处其中。现在回过头看,您觉得这样的论争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效用? 任剑涛:这个论争影响了国家的意识形态,比如说,新左派的论述对中央政策造成了巨大压力。 新左思潮的影响有其客观理由,因为之前我们边际配置不足,平衡考量没到位,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但新左思潮的回流并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,反而带来了国家新的负担,比如说三农问题,每年国家投入上千亿,在农村公共制度建构不足、公共产品供给秩序混乱的情况下,这笔钱有多少能落到实处,这是我担心的。 站在左派的制高点上表达对农民的同情,是一种小市民式的东西,那叫妇人之仁,因为农民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农民的市民化,农村的城市化,农村的工业化,这都是不可抵挡的国家现代发展大趋势,所以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农民进城之后该怎么办,比如他们的教育问题,给农民工子弟入学受教育的权利,还是让他们成为新的文盲,这些问题是我们真正要管的。左派考虑问题不是这样。我的一个左派朋友说,要使农村成为蓄水池——城市能容纳他们,他们就进城,城市不能容纳他们,他们就回农村——哈哈,哪有这么美好的事情!现代城市变迁,就是一个道德考验,就是要像邓小平一样,真正站在历史理性的角度,狠着心说“发展就是硬道理”,人物周刊:您怎么看农村这么多的贫困人口?他们中有的人已经面临生存的挑战,取消农业税、增加农业补贴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,不正是社会对他们的一种援助吗? 任剑涛:这个问题要分两面来看:一方面,就政策的总体设计来说,不能像左派那样仅仅强调道德同情,大量投入资金却不管结果如何;另一方面,贫困问题我们要解决,社会福利也要推进,但政策设计要精细,政府要给贫困人口补贴,但是够他们吃饭就可以了,创造财富的人应该吃得好一些,否则,贫困人口连饭都没得吃。 很多人把自由主义的辩论妖魔化,说自由主义学者和富人、大资本家同盟,其实搞错了。 自由主义强调政策设计的精细化,这是对此前粗放政策的一个考验和超越,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并不看重与谁结盟的问题。比如对农村贫困问题怎么资助,如何让农民有序地进入城市,完成农民的居民化,农村的城市化,农村的工业化等等。另外,城市的贫困者应该怎么援助,他们下岗转岗应该补贴多少,如何提供就业制度、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,都需要严密的设计。有的人这边领300块钱的补助,那边再多打一份工,不报告给政府,这就是政策设计的巨大漏洞,因为他们白占了纳税人的便宜。 现在我们更多是表示同情,心潮澎湃、泪流满面,然后把钱扔出去了。这是一种不足取的、非常粗糙的社会福利取向。 人物周刊:中国正处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,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分别扮演什么角色? 任剑涛:我一直强调中国要有一个转轨政治学的研究。转轨政治学首先启示我们要“告别革命”,小时候,我们对革命文化是有很多好感的。当我们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,需要用真正的理性来分析自己的问题,思考自己的人生发展的时候,我们会发现革命文化只给我们带来满腔热情却没带来任何理性。我现在批评的那些研究文学的新左派,就是要继续维持“文革”时期那种好玩的感觉,因为那让他们维持了“文革”的愤青心态。而自由主义的学者意识到,不能再用原来的热情去解决问题,所以一直呼吁落实到制度上来,这是一个大差别。 真正使社会稳定发展的不是激进思想,也不是保守主义。激进派主要是想打破现有秩序,而保守派希望捍卫传统价值,只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智慧强调我们既不极端激进,也不极端保守,强调在一个制度平台上由各方表达主张,然后由公民做出理性判断,这才是转型社会的理性选择。 自由主义从来不提供美好生活的答案,所以社会情绪对它不满,极端保守主义、极端激进主义对它也不满,但自由主义表达了一个不能突破的现代底线——你不能以高尚的理由把人家的生命财产剥夺掉,你得建立法律主治的国家秩序,这是关键。 其他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,比如与权贵结盟,比如它造成中国的社会不公,都不够严谨,在逻辑上太简单了。自由主义与中国当代变迁绝对没有这样直接的勾联关系。一些自由主义的批评者,比如经济学的非主流学派,根本不知道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什么,他们对现代知识的了解是缺乏的;比如汪晖教授,他是研究鲁迅出身,他的一些思考方式还带着文人思维气质;另外一个著名学者韩毓海也是这样。这是一种作家式的社会批判,但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思维方面他们有缺憾。 中国学术界的最大危机 人物周刊:您一直在研究中国现代性和传统的接轨问题,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也是非常热闹的话题,其中也有不少应景之作,您如何评价这个领域内的研究? 任剑涛:总体上我们现在叫转型社会,这是一个基本判断;另外一个判断是,面对这么复杂的时局,任何观察与分析都有种种不足,所以不管当年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怎么争论,不管最后大家有什么样的个人恩怨,每个人都应该有反讽意识,这样大家才能够对话。我到北京开会,跟我的论敌都是笑脸相向,看到他们我都主动握手。 我批评中国现代性学术的危机,其中有一点,就是中国学者对时局的判断,关心权力如何运用的多,关心权力来源的少;另外一点就是以自己的学术策略来替换公共责任,像刘小枫这样变幻莫测谁也搞不懂——相当长一段时期内,他是支持自由主义的,一回到大陆,哇,怎么大家都倾向类似看法,他又赶紧宣传斯特劳斯和施密特,任由自己的灵性引导自己的研究。刘小枫和甘阳,都是这样,用学术策略太厉害了,以至于他们要履行的公共责任被他们成功的学术策略所掩盖。这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危机。 人物周刊:您对刘小枫的学术怎么评价? 任剑涛:当然我不像刘小枫那样超越现代性回到古典政治哲学,回到个体生命处境来思考人生安顿的问题,我们不可能走那么远。他做学问的精神我是尊重的,但是我不同意他对中国问题的解码思路,因为个体安顿是个心性问题,是个人信仰问题,你没有办法以个人解释来解决社会制度的安排问题。 另外,他说研究神学只为解决个人的灵魂安顿问题,这个说法我很不同意,因为你是公众人物,除非你写的东西放在抽屉里,不发生任何公共影响,但这是不可能的,你的影响力那么大,做一个什么研究都可能影响一大帮年轻人,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就是犬儒主义了。



   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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